“中午露水干了，谷子好晾曬。”
8月22日中午，烈日當空。農機手劉謀友站在收割機上，機器開動，秸稈倒地，谷粒入艙，稻香混合著秸稈清香撲鼻而來。20分鐘后，一畝中稻收割完畢。
跳下機器，劉謀友擦了把臉上的汗,對記者說：“以前收割一畝地，三四個人累一天。現(xiàn)在只要20分鐘，還直接送到曬谷坪，方便!”
洞口縣高沙鎮(zhèn)石榴村，這樣的場景近期每天上演。
“還沒到高潮。再過一個多月，我們的千畝雙季稻集中連片示范田晚稻成熟時，8臺收割機一起開動，那才叫壯觀!”石榴村黨支部書記尹邦忠笑呵呵地說。
蓼水河曲折向東，繞著石榴村拐了個彎，平坦的地勢，良好的灌溉條件，造就了千畝良田。這是大自然的饋贈，祖先拓荒的庇蔭。
但很長一段時間里，守著良田，卻看不到致富的希望。10年前，石榴村青壯勞動力紛紛外流，800多畝良田拋荒。2014年，石榴村被確定為省級貧困村，建檔立卡貧困戶達45戶139人。
歸去來兮，田園將蕪胡不歸?
2014年，時年50歲、在外闖蕩創(chuàng)業(yè)的尹邦忠回鄉(xiāng)，老村支書曾昭林認定他是個“能干后輩”，執(zhí)意“讓賢”。在村民支持下，尹邦忠高票當選新一任村支書。
石榴村的出路在哪里?尹邦忠苦苦思索：悠悠萬事，吃飯為大。咱村有得天獨厚的農業(yè)基礎，流轉土地搞規(guī)模化、機械化、科學化種糧，提高種糧效益，還是有搞頭!
“換了新支書，還是種水稻?”
“搞不通嘞，一畝田辛苦一年，才賺幾百元，外面打幾天工都比這強!”
村民們的質疑聲此起彼伏。
尹邦忠不氣餒，和村干部挨家挨戶做工作，先后召開16次院落會，講政策、談規(guī)劃、說前景，爭取到了大多數(shù)村民支持。
2015年，村委會牽頭成立金穗種植合作社，面向全體村民招股，11名敢“吃螃蟹”的致富能人出資入股，合作社以每畝田每年400元的流轉費，流轉了村里80%的土地。
同時，原班人馬成立了明友農機合作社，投資468萬元購買插秧機、收割機、烘干機等25臺，實現(xiàn)從犁田、插秧到收割、烘干全程機械化作業(yè)。
合作社的成立，讓種田和以往不一樣了。
全村統(tǒng)一供種、統(tǒng)一育秧、統(tǒng)一田間管理、統(tǒng)一病蟲害防治，全程機械化讓種糧變得輕松多了，成本也降下來了，加上政府對雙季稻種植等的補貼力度不斷加大，合作社的股東種糧收入可觀;
普通農戶從繁重的農業(yè)生產中解脫出來，進城打工經商賺錢，農田卻沒有拋荒，每年還凈得一筆流轉費;
對于不愿出門打工的村民，以及因老弱病殘缺乏致富門路的貧困戶，合作社想方設法為他們創(chuàng)造工作機會，讓他們每月有工資收入。去年，合作社用工人數(shù)80多人，僅工資支出就達89萬元。
65歲的朱大友是種田的“老把式”，用他自己的話說：“除了種田，啥也不會。”因妻子長年患病，他家成了貧困戶。合作社成立后，聘請他育秧、除草、看水，每小時工資17元，一年務工收入兩三萬元。
如今，合作社已在本村和鄰村流轉2700多畝耕地種優(yōu)質高產雜交稻，其中雙季稻1700畝，所有坡地、旱土被開發(fā)出來種植羅漢果、柑橘、百合等經濟作物，石榴村再沒有一畝田拋荒，村民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達12800元。
夕陽下，金黃的稻谷堆成山、攤成海，遠處傳來歌謠：“還記得你說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隨著稻香河流繼續(xù)奔跑，回家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……”
記者手記
讓種糧人過得更有尊嚴
“習近平總書記說，‘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。’這話真說到了我的心尖尖上。”
作為餓過肚子的一代人，尹邦忠的心里，始終覺得土地最寶貴，種糧食最要緊。這種觀念，讓他外出闖蕩時，將責任田無償委托給親友耕種，從來沒荒過;也支撐著他當上村支書后，破除重重阻力，堅定不移地把糧食生產作為石榴村的主導產業(yè)。
但他心里，一直有個隱憂揮之不去：“等我們這一代人老了，下不了田了，誰來種糧?”
尹邦忠列了一張單子給我們看：種子150元，肥料120元，農藥100元，犁田、插秧、收割等機械費330元，加上土地流轉費等，不算人工，種一季水稻平均成本約1000元。
收益有多少呢?最新數(shù)據(jù)：湖南省早稻收購均價2550.8元/噸。如果沒有政府的種糧補貼，就算是高產的噸糧田，一年兩季的種糧收益也就是五六百元。
新一代農民是要算經濟賬的。如果一年的汗水辛勞，換不來城里的一個包、一頓飯，勞動力和資金等生產要素會不會遠離種糧呢?
懷揣著這種隱憂，身為縣人大代表的尹邦忠近年來多次提出建議：進一步提升種糧收益，讓種糧食的人過得更有尊嚴。
這，也應是保證糧食安全的必由之路。
(文/陳永剛 鄭丹枚 米桂梅 曾宇琪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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